久古

据媒体报道，11月26日召开的2024中国足球职业联赛工作会议上，确定了两个“基调”：青训和稳定。后者包括报名、三级联赛准入、升降级、递补、外援报名和上场人数等等，都与上赛季基本一致。而所有这一切，都是建立在准入前提基础之上。引发媒体普遍热议的，则是中国足协提出了一个新的方案：计划在坚持俱乐部非企业化名称（俱乐部名称中性化）的基础上逐步放开球队冠名。

个人认为，这是一个怪胎，原因有二：

第一、允许放开冠名与俱乐部名称中性化相矛盾

俱乐部名称中性化，一个通俗的说法就是“去企业化”。不但球队冠名，连俱乐部都不允许有企业（投资商母公司）的名称，甚至相似或相近的汉字都不允许出现。一句话，实行俱乐部名称中性化之后，俱乐部报名参加职业联赛的名称或球队名称，只能由行政区域+俱乐部名称组成。

但允许冠名，原来的名称就变成了“前缀”。比如天津津门虎，允许冠名后，假设冠名的企业是泰达，则其名称就有可能变为“天津津门虎泰达队”；又如海港，假设冠名的企业是上港，则其新名可能是：上海海港上港队，简称“海港上港”。

可以理解中国足协为了解决俱乐部的生存问题所付出的努力和苦心，但既然实行俱乐部名称中性化，就不存在冠名。这不是坚持俱乐部名称非企业化的“基础”，而是从根本上改变了俱乐部非企业化的制度。

说白了，二者是排他的，没有任何“兼容”的空间。继续实行俱乐部名称非企业化，就不应该有企业冠名；相反，要冠名，就不是俱乐部名称非企业化。

当然，这只是文字上的较真，是一种游戏。如果足协一定要实行，估计也不会有太大的阻力，因为大多数俱乐部（仅指中超，上下同）都面临需要冠名而争取资金的压力。既然如此，谁还在乎允许冠名与俱乐部名称非企业化有没有矛盾和冲突呢？

第二、根本问题在于成立职业联盟

因为俱乐部名称中性化了，确实引发企业投资的困境，这是肉眼可见的现象，在此也没有必要再举例。但从深层次来看，这并不是中超俱乐部生存艰难的最根本原因。

根本原因，是没有建立职业联盟。

中超与五大联赛相比，有一个非常大的区别：准入制度。同样用最简单的话来概括就是，欠薪不允许准入。最近两三个赛季，表现为哪家俱乐部欠薪，视情节轻重，球队出现成绩波动、球员罢训，或主力出离队、甚至俱乐部解散。

本人没有统计，不知道世界上有多少个行业是欠薪就不允许准入。有报道称，20/21赛季，意甲20支球队中，15支存在欠薪；法甲前三的里昂，2020年3月份就开始停发疫情期间所有球员工资；2021年初，同样是法甲豪门，里尔负债高达2.49亿欧元；2020年净负债3亿欧元的巴萨，到了2021年年初，这个数字飙升至11.7亿欧元，等等。

奇怪的是，包括这几支球队在内，不但没有球员罢训、罢赛，更没有哪家俱乐部停上运营，成绩反而更好。比如米兰双雄强势复兴、里昂和里尔与大巴黎竞争榜首、巴萨球员同意部分工资延迟发放之后，接下来的一个月比赛8战7胜。其它如英超、西甲等也存在大同小异的问题和现象，不一一举例。

根本原因，有文章分析认为是球迷基础、历史底蕴和俱乐部的形象以及“吸金能力”等等。个人认为，这些现象，归根结蒂就是一个管理体制问题。

欧洲俱乐部经过百年建设，已经形成了一个规范的体系。俱乐部负债，可以融资（比如阿森纳、热刺）或者减持股份（比如利物浦）等手段获得新生。但中超俱乐部，最长的历史只有20多年，可以说是刚刚起步，百年只是遥远的目标。但在最困难的疫情3年，却严格准入制度，并逐步勒紧俱乐部脖子上的绳索，最终是江苏、重庆、河北、广州城等俱乐部的停运或解散。

最新消息，武汉三镇几个月前投资人停止注资之后，目前只是ZF垫资，股改或者说有兴趣的新企业还没有下文。一旦没有实质性进展，“停运”将是大概率的事情。同样困难（有的甚至传说要解散）的，据说还包括深圳队、大连人、浙江队、河南队等等。真正不存在资金困难的，除了上海双雄，可能也就泰山队。

而从本文开头提到的“稳定”来看，足协至少已经“管”完了这一个赛季。这说明什么问题呢？

几天前，在出席“逐梦德甲”项目签约仪式上，宋凯表示中国足协正在紧锣密豉地推进职业联盟的成立。媒体报道中他的原话是：“相信在不远的将来我们一定能让职业联盟成立起来”。现在看来，此项工作至少不可能在今年内完成。

所谓体制改革，对于中国足球而言，我认为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成立职业联盟。最简单的事实就是，“分田到户”之后，赞助商应该更有热情一点，收入全部或最主要部分应该由联盟支配；乐观一点，联赛准入会不会取消呢？很难说。

没有职业联盟，俱乐部名称非企业化基础之上的放开冠名，不过是杯水车薪。而成立职业联盟之后，这可能就变成了锦上添花、甚至可以说是雪中送炭。同样的做法，在不同的“土壤”中结出的果实是不一样的。